按稅捐稽徵機關為認定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應依職權調查該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之事實與證據；而當事人於行政程序中，除得自行提出證據外，亦得向稅捐稽徵機關申請調查事實及證據且於行政程序中就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為處分時，並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次按倘稅捐稽徵機關據以處罰納稅義務人之相關稅法於裁處後、確定前有變更且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仍應適用該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規定，由原處分機關斟酌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依據該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法律，並參酌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規定，重為處分，始為適法。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贈與人及受贈人間有關之財富移動資料，稽徵機關若欲取得者，應屬不易，故為維護課稅公平原則，如稽徵機關提出之證明，客觀上足以顯示財產移轉之事實者，除納稅義務人能就該部分為非無償移轉之舉證外，稽徵機關即得依照規定課徵贈與稅。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解釋適用稅法時，所應根據者為經濟事實，不僅止於形式上之公平，應就實質上經濟利益之享受者予以課稅，始符實質課稅及公平課稅之原則。又有關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判斷及認定，自亦應以其實質上經濟事實關係及所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而非以形式外觀為準。次按實質課稅原則僅係量能課稅之觀察方法，當適用此方法而有兩種以上課稅選擇，且其中一種更合於一般法律原則及經驗法則者，自應就人民有利之認定，不得藉實質課稅原則作更不利納稅義務人之課稅處分。另參照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規定可知，目前遺產及贈與稅法個別稅捐法律規範上，受贈與客體為土地者係以公告土地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為計算稅基之基準，贈與土地之納稅義務人所認知者，亦為此之個別法律規定，其所欲規避之稅捐，應僅止於土地贈與之稅捐，倘再以實質課稅原則進一步延伸認處分土地之對價或預期、甚至明知處分土地之利益，係屬其贈與之客體，顯已超乎遺產及贈與稅法個別稅捐法律規範對土地贈與所導出之限制，已逾實質課稅原則之界限。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贈與行為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條第 2 項規定，必須於財產的給予與收受者之間有贈與的合意，始能成立。又贈與稅的課徵，既以財產的給予與收受雙方有贈與的合意為要件，稽徵機關對此課稅要件事實，即負有舉證責任；而財產所有人將其財產移轉予他人的原因多端，未必係贈與行為，尤其非親屬間以贈與為原因之財產移轉，乃特殊事實，稽徵機關必須提出相當的積極證據加以證明，不能徒憑財產移轉之事實即推定其必屬贈與行為。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興櫃股票在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每日如同上櫃股票般，依法公告揭示興櫃股票行情表予投資人參考，其交易具有一定程度之公開及透明化，具有相當程度之客觀性，屬於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之一種。系爭公司之股票於 95 年 12 月 22 日開始櫃檯買賣，雖非遺贈稅法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1 項所稱「已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但其初次申請上櫃已經獲准，即將成為「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有價證券」，揆諸同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2 項規定，應依贈與日該項證券之承銷價格或推薦證券商認購之價格估定其時價，而當時推薦證券商認購該公司股票價格為每股 220 元，再審原告於 95 年 12 月 18、19 日以每股 10 元之代價讓與他人，乃與當時股價 220 元顯不相當，行政機關發單要求再審原告補繳贈與稅額 61,542,800 元，於法並無不合。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在會計基礎上，交易事項究應於何時入帳並計算損益，約分為「權責發生制」與「現金收付制」。所謂權責發生制，係指收益於確定應收時，費用於確定應付時，即行入帳；所稱現金收付制，係指收益於收入現金時，或費用於付出現金時，始行入帳。而個人綜合所得稅原則上係採現金收付制，亦即綜合所得稅僅對已實現之所得課稅；而所得之實現已否，係以是否收到現金或足以替代現金之報償為準。次按綜合所得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以捐贈未上市（櫃）公司股票與政府、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構或團體等之目的而購買後，進而為捐贈股票之行為，並經該政府機關等允受，成立贈與契約，該「捐贈股票」列舉扣除金額之計算，應以「取得成本」核實認列之，始符實質課稅與租稅之公平。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公司法第 267 條原股東新股認購權，係法律所賦予原股東之財產權，只要依公司決定之配股比例、股價及認購期限表示認股，公司無權拒絕；惟於股東有限責任原則下，股東有行使權利與否之抉擇權。為使公司早日獲知股東是否行使新股認購權，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公司發行新股時，除保留員工優先認購之部分外，其餘於向外公開發行或洽由特定人認購前，應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儘先分認，並聲明逾期不認購者，喪失其權利，屆期股東未行使其具體的新股認購權，固發生當然喪失此一權利，其未認購之新股即得公開發行或洽由特定人認購之私法效果。然若有具體事證足認此新股優先認購權具實質上經濟利益，並經原始股東利用該私法規定之形式，達到將該實質經濟利益無償讓與他人之情形，本於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自應使該經濟實質回歸其所對應之稅法構成要件課稅。是以，現金增資股認購權，既屬納稅義務人放棄股東優先認股權前即已附隨於公司股票之利益，此利益本屬股東即納稅義務人所有，則其嗣後藉由公司法第 267 條第 3 項規定放棄新股認購權並洽特定認購之外形，將認購股權利益轉入子女名下，使其實際取得認購權益，顯見納稅義務人確有贈與認購股權差額利益之意，且經子女允受，此等行為係合致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第 2 項關於「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贈與要件，稅捐機關人自得依實質課稅原則，補徵應納贈與稅額。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之 1 所謂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贈與該受益人，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且依同法第 24 條之 1 以訂定信託契約之日為贈與行為發生日，顯然具有擬制贈與稅客體，及使該稅捐客體提前於信託契約成立時即實現的法律效果。然而，在未來的信託利益實現前即擬制課徵贈與稅，該利益於課稅時之價值如何估算，宜有一致的標準，以節省逐案查估的稽徵勞費，且因他益信託之受益人享有之信託利益，無論係於信託存續期間取得信託財產所生之孳息，或於信託關係消滅時取得孳息以外之信託財產，該信託利益除其孳息係給付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或其他約載之固定利息外，均屬不明確，故同法第 10 條之 2 第 2 款、第 3 款規定，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的方法，設算信託利益於信託契約成立時的價值，具有實質類型化的擬制效果。是以，如果受益人得享有之信託利益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者，即無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之 2 第 2 款、第 3 款規定之設算方法擬制其贈與時價之必要，而應依實質課稅原則，回歸同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認受益人於實際取得信託利益時，實質上的贈與行為成立，依法課徵贈與稅。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納稅義務人不以通常交易形態，而採通常不會使用之方式，藉以達成與選擇通常交易形態相同經濟結果，並適用可減免租稅負擔之法律，以規避該當之課稅要件，因所適用之法律並未預期給予稅捐優惠，基於實質課稅原則，應回歸所對應之稅法構成要件，並加以課稅，即不限所採之行為形式，而以該行為於通常型態中所應該當之課稅要件，計算其應負擔之租稅。故稅法不因納稅義務人選擇法律上形式，而得以規避租稅負擔，有濫用情事時，即應依與經濟事實相當之法律形式，成立租稅債務。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當事人將款項存入其銀行帳戶，此存款為其所有，在未提領以前，不能指為他人所有；縱將該帳戶借予他人使用，其仍有權使用該帳戶，故在存款移轉他人名義之前，不得遽以將該帳戶借予其子使用，即認成立贈與其子之法律關係。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受益人雖於信託契約訂立後，形式上有取自受託人之利益，然該利益若實質上非屬信託契約訂立後，受託人本於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所生之利益，則受益人此利益之取得，即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之 1、第 10 條之 2 及行為時所得稅法第 3 條之 4 之規定無涉。次按租稅規避行為因有違租稅公平原則，故於效果上，應本於實質課稅原則，就其事實上予以規避，然卻與其經濟實質相當之法形式作為課稅之基礎。而租稅規避之效果既是以與其經濟實質相當之法形式作為課稅之基礎，故就此法形式，依稅法規範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等為租稅之核課，即難謂有違租稅法定原則。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租稅法上如默許扭曲租稅公平之行為模式，藉以達成租稅減免效果時，將嚴重影響租稅公平，故得不受限於當事人所採取之行為形式，而以其該當通常行為所對應之稅法構成要件，計算其所應負擔之租稅，另依實質課稅原則補徵稅額自屬有據。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其所提證據必須使法院之心證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若僅使事實關係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法院仍應認定該課稅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而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尚不足以轉換課稅要件事實的客觀舉證責任，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納稅義務人辦理結算申報經稅捐稽徵機關調查核定之案件，如經過法定期間而納稅義務人未申請復查或行政爭訟，其查定處分，固具有形式上之確定力；惟稽徵機關如發見原處分確有錯誤短徵，並非不可依法變更原查定處分，而補徵應繳之稅額。因此稅捐機關於法定核課期間內，本得另為應徵稅捐之核課處分，於此情形尚不因原查定處分而生適用信賴保護原則之問題。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受益人雖於信託契約訂立後，形式上有取自受託人之利益，然該利益若實質上非屬信託契約訂立後，受託人本於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所生之利益，則受益人此利益之取得，即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1、10-2 條之規定無涉。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受益人取得當事人實質可獲配之股利價值，在經濟實質上為無償取得，藉迂迴信託行為，達到贈與財產目的，同時規避較高額度之贈與稅，依實質課稅原則，自應就受益人實際取得股利價值，認受益人於實際取得信託利益時，成立贈與行為，課徵贈與稅。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贈與人將財產無償移轉予受贈人，其稅基之計算，即以贈與財產之時價為計；如所贈與之財產為不動產時，其時價以公告土地現值為準；至於所贈與者為債權時，則依其債權額為其價額。因此，所移動之財產如為移轉不動產登記請求權，並非土地，其稅基估價原則應以贈與時該債權之債權額為其範圍，並以市場價值估定之，尚非以贈與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為準。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就個人財產交易所得之計算，若該被處分財產是無償取得者，則以無償取得時點，該財產之客觀價格為準，此等客觀價格之評估，因為財產之無償取得，原則上要對贈與人課徵贈與稅，因此會留下財產量化數據，現行所得稅法即以該贈與稅之稅基量化金額，當成受贈人取得該被處分財產之原始成本，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7 類第 2 款規定即是此等規範意旨之實現。故因贈與而取得之財產，倘經稅捐稽徵機關依遺贈稅法規定予以量化課稅，於日後出售時，自應以受贈時因課徵贈與稅而核定之贈與總額為其原始取得成本，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其財產交易所得，據以課徵所得稅。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之中華民國國民，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內或境外之財產為贈與者，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課徵贈與稅。而所謂贈與，係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又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財產者，其資金以贈與論，亦依同法規定，課徵贈與稅，分別為行為時遺產及贈與稅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條第二項、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明定。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上訴人於原審主張事實若有爭議，屬需舉證證明之待證事項，須經調查程序始得判斷事實者，即非一望即知之重大瑕疵。

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而發生形式確定力者，基於法之安定性原則，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應尊重其效力，原不得再對之爭訟。惟為保護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及確保行政處分之合法性，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而當其具有法定事由時，應准許行政處分之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行政處分，以符合法治原則，是行政程序重開制度之目的，係在調和法之安定性、目的性與正義間之衝突。 參考法條：行政程序法第 128 條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第 6 款規定，財產之移動，二親等以內親屬間財產之買賣，以贈與論，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又稽徵機關主張對人民發生稅捐債權，固須就債權成立之構成要件負證明責任。但由於稅捐具有課稅資料多由納稅義務人所掌握，及稅務行政為大量行政，須考量稽徵之成本，稽徵機關欲完全取得、調查，實有困難，或須付出極大之成本代價，故稅捐行政在制度之設計上常須同時考量「量能課稅」與「稽徵經濟」兩大原則，以求其均衡。或採稽徵機關證明程度之減輕，或採舉證責任之倒置，以應稅捐行政為大量行政及在課稅資料掌握困難之現象。是上述規定二親等間財產之買賣「以贈與論」，乃以法律規定舉證責任之倒置，而容許當事人舉證（價金交付）以推翻法律之規定。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第 1 項、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遺產及贈與財產價值計算，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或贈與人贈與時時價為準；被繼承人如係受死亡宣告者，以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日時價為準。未上市、未上櫃且非興櫃之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除前條第 2 項規定情形外，應以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日該公司之資產淨值估定，並按情形調整估價。上述關於贈與財產價值之估價，係以贈與事實發生時贈與財產客觀經濟價值為基準，核與該財產原始取得成本無涉，如以公司帳載會計資料為據，基於會計處理方法皆採成本法，所計算資產淨值依其帳載結果皆係按原始取得成本計算而得，自無法呈現「時價」之真意；又各公司會計制度是否翔實、完備及入帳基礎是否一致，會對同一資產產生不同估價結果，如以公司帳載會計資料為據，亦有違課稅公平原則，故「資產淨值」自不得以會計處理定義解釋。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稅捐稽徵法第 14 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其依法應繳納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法按稅捐受清償之順序，繳清稅捐後，始得分割遺產或交付遺贈。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違反前項規定者，應就未清繳之稅捐，負繳納義務。又被繼承人死亡前業已成立，但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之贈與稅，遺產及贈與稅法既未規定應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則應適用稅捐稽徵法第 14 條之通則性規定。本件依系爭通知書及繳款書記載綜合觀之，其課稅處分之本旨，應解為係以被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該課稅處分既以被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則註記於繳款書「納稅義務人欄」之繼承人，依司法院釋字第 622 號解釋理由意旨，應僅得為代繳義務人，而非系爭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繼承人既為代繳義務人，要不因稅捐機關在相關文書於「納稅義務人欄」記載其姓名而改變其代繳義務人之法律上之地位。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7 條之規定，以贈與人為納稅義務人為原則，僅於特定情形得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在此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之規範目的，並不在於免除贈與人之納稅義務，而係在於保護稅收、防杜逃漏稅捐，故於受贈人完全繳納之前，贈與人仍負有繳納義務，贈與人與受贈人之租稅債務併存。是以，被繼承人生前有贈與繼承人之事實，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相關規定，應負稅捐債務，惟嗣因贈與人已死亡，主管機關已於核課期間對該贈與事件行使核課權，經法院判決確定，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7 條規定，以受贈人納稅義務人，並按受贈比例分單，不影響贈與人與受贈人所負之贈與稅債務。又因並非重行新開徵贈與稅，而有再行起算核課期間之問題。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納稅義務人之行為倘係租稅規避，在租稅法之適用上得無視於當事人所採取之行為形式，而應以通常行為所對應之稅法構成要件計算其所應負擔之租稅；另未具真實性之偽裝行為，其表象之私法行為相當通謀之意思表示，因不具法律效果而不得以之為課稅依據，惟透過通謀虛偽行為而隱藏真意者，課稅即應以被隱藏之法律行為為基準。是以，納稅義務人將以股份信託方式予他人，名義上由他人行使該信託股票之股東權，惟實質上納稅義務人本人仍自行管理及處理該信託之股票，他人並未真正從事信託股票管理、處分行為，其行為模式並不具信託法設立之兩大目的，故納稅義務人成立之信託契約僅徒具形式並無實質及必要，為不具正當性之消極信託，依信託契約所隱藏之一般股票股利贈與行為即為課稅事實，則稅捐機關自得依遺贈稅法第 4 條規定，核定贈與並補徵應納贈與稅額。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財產所有人將其財產片面移轉予他人，並經他人受領者，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應依法課徵贈與稅。如該財產所有人主張其財產之移轉並非無償之事實者，此項事實因屬於其管領範圍內之事實，其知之最稔，亦最容易為舉證行為，自應由財產所有人就該事實為合理之說明及舉證，以動搖上開無償移轉財產予他人之初步認定。如該財產所有人就其所主張其財產之移轉並非無償，無法為合理之說明及舉證，稅捐稽徵機關即可作有將財產無償移轉予他人之認定。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依行政程序法第 9 條、第 36 條規定及基於實質課稅原則，稽徵機關於調查課稅事實時，自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並就有利及不利納稅義務人之事證，一律注意，不得僅採不利事證而捨有利事證於不顧。又行政訴訟法第 125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事實關係，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故於行政訴訟程序中，並無「主觀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惟職權調查事實有其限度，仍不免有要件事實不明之情形，而必須決定其不利益結果責任之歸屬，故仍存在「客觀舉證責任」分配之問題，依規範要件分配說，課徵租稅構成要件事實之認定，稅捐稽徵機關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至於納稅義務人協力義務之違反，僅是發生稽徵機關對於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存在所負擔之舉證責任，其程度降低，並不因此發生客觀舉證責任倒置之效果。申言之，當事人違反協力義務尚不足以轉換課稅法定要件的客觀舉證責任，至多僅是容許稽徵機關原本應負擔的證明程度，予以合理減輕而已，惟最低程度仍不得低於優越蓋然性即 50％ 之數值標準，始可謂其已盡舉證之責，否則法院仍應認定該課稅要件事實為不存在，而將其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再者，納稅義務人因否認本證之證明力所提出之反證，因其目的在於推翻或削弱本證之證明力，防止法院對於本證達到確信之程度，故僅使本證之待證事項陷於真偽不明之狀態，即可達到其舉證之目的，在此情形下，其不利益應由稽徵機關承擔。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贈與稅的課徵，既以財產的給予與收受雙方有贈與的合意為要件，稽徵機關對此課稅要件事實，即負有舉證責任；而財產所有人將其財產移轉予他人的原因多端，未必係贈與行為，尤其非親子、祖孫之直系血親間以贈與為原因之鉅額財產移轉，乃特殊事實（非常規事實），渠等當事人間若有巨額財產往來，借貸周轉、借名使用之蓋然性，依社會一般經驗法則，明顯高過於贈與給付，稽徵機關必須提出相當的積極證據加以證明，不能徒憑財產移轉之外觀即推定其必屬贈與行為。馮○雄及馮○○美為原告之叔父及叔母，而原告育有二男一女，為兩造不爭的事實，其間如有贈與行為乃非常規事實，被上訴人就此贈與的合意未提出積極證據加以證明，連其間有何贈與的動機，亦未提出釋明，徒憑財產移轉之事實即推定其屬贈與行為，難謂無違社會一般經驗法則。 裁判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稅捐稽徵機關就贈與人將財產移轉予受贈人，即財產之移動之事實而為有贈與之情事，已為舉證證明，則為財產移轉之當事人如有異議，應就所主張該移轉行為之實質關係及有關內容，負舉證證明之義務；倘其不履行協力義務，或對主張之事實不提出證據，或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依舉證分配原則，於待證事實真偽不明所生之不利益，仍應歸於負舉證責任者即納稅義務人負擔。是以，納稅義務人主張非屬贈與而係他種民事關係，因相關證據資料僅為納稅義務人間始能知悉或持有，自應由納稅義務人負擔舉證責任證明他種民事法律關係存在，倘當事人對主張之事實不提出證據，或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稽徵機關斟酌當事人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以該財產之移轉行為事實已具有客觀性，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認定贈與行為之客觀要件均已成立而致生效，自應依法定其所應歸屬之贈與之法律效果。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一）司法院釋字第 420 號解釋指出，「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其解釋 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 之意義及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而稅捐稽徵法第 12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認定課徵租稅之構成要件事實時， 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 。」故納稅義務人不選擇通常之行為模式，而迂迴採取通常不會使 用之行為模式，以適用可免除或減輕租稅負擔的法律，而規避通常 行為模式所該當之課稅要件時，基於實質課稅之公平原則，機關得 無視於當事人所採取之行為形式，而將之視為係採取通常行為，並 以該通常行為所該當之稅法構成要件，計算其所應負擔之租稅，以 維護租稅公平。（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之 1 及第 24 條之 1 之規定顯然具有 擬制信託之贈與稅客體，以及使該稅捐客體提前於信託契約成立時 即實現的法律效果。然而，在未來的信託利益實現前即擬制課徵贈 與稅，該利益於課稅時之價值估算宜有一致的標準，以節省逐案查 估的稽徵勞費。故立法者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之 2 第 2 款、第 3 款規定，信託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 1 年期定期儲 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推算信託利益於信託契約成立時的價值 。反面而言，若受益人得享有之信託利益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 定者，即無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之 2 第 2 款、第 3 款 規定之設算方法擬制其贈與時價之必要，而應依實質課稅原則，回 歸同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課徵贈與稅。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課稅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其所提本證若已使法院之心證達確信程度，即可謂已盡舉證責任。次按稅捐稽徵機關就當事人課稅要件事實為舉證，如已從客觀上為各種調查，如資金交付、財產移轉、當事人稅捐申報資料等，足推知贈與之成立者，即難指為未盡舉證責任。就贈與稅而言，當財產所有人將其財產片面移轉予他人，究係無償或非無償，此項事實因屬於所有人管領範圍內之事實，其知之最稔；是以當事人不履行申報協力義務，或對主張之事實不提出證據，或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非無償贈與之證明，而稽徵機關斟酌當事人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以該財產之移轉行為事實已具有客觀性，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認定贈與行為之客觀要件均已成立而生效，即無不合。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之 1 是因為信託法的制定而增訂，加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之 2 關於應課徵贈與稅標的之價值計算，係本於稽徵便宜、節省徵納雙方勞費等意旨，採取擬制法律效果之立法政策而為。所以，受益人雖於信託契約訂立後，形式上有取自受託人之利益，然該利益若實質上非屬信託契約訂立後，受託人本於信託本旨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所生之利益，則受益人此利益之取得，即非屬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之 1 及第 10 條之 2 之適用範圍，不以是否構成租稅規避為必要。 裁判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稅捐稽徵機關於認定課稅事實時，自應就有利及不利納稅義務人之事實，一律注意，不得僅採關於當事人不利事實而捨有利事實於不顧，而造成課稅權之濫用。又其認定課稅事實及要件，應綜合所有客觀具體事證，並符合一般社會通念及經驗論理法則，同時要符合正常之時序。而對納稅義務人有利之時序上的觀察。此外，父母為子女在教育、生活、醫療上的付出，只要能力所及，不會因子女是否另有資產而卻步，因此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之適用，毋庸受限民法第 1117 條第 1 項所稱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納稅義務人將其持有股份移轉予第三人，係以買賣為原因而移轉該股份，有證券交易稅一般代徵稅額繳款書附卷可稽，因納稅義務人無法提出第三人有支付價款之證明，國稅局乃以贈與論，據以核課贈與稅。復查時納稅義務人主張其係基於信託關係而將持股移轉予第三人，雖提出信託契約，然此已與當初移轉之原因為買賣不符。而納稅義務人所提出之信託契約記載「信託期間為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九日辦竣經濟部公司執照變更登記日起至中華民國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滿應將信託股份移轉予前述之委託人。」其訂約日期與納稅義務人以買賣為原因而移轉股份之日期已有不符，且納稅義務人陳稱其於訂約時不知道會於何時辦畢變更登記，則納稅義務人與第三人間於八十八年七月三日所訂立之信託契約，焉會知悉將於八十八年七月九日辦竣經濟部公司執照變更登記，是納稅義務人所提出之信託契約書，顯係納稅義務人於收到國稅局贈與稅繳款書後為配合提起復查所臨時書具之信託契約書。納稅義務人於國稅局核定贈與稅之前，稽徵所曾請納稅義務人提出非贈與情事之有關證明文件供其憑辦。若納稅義務人與第三人間早先即訂有書面之信託契約，焉有不提出說明之理，且該信託契約書亦不會有上開矛盾之情形，是納稅義務人與第三人間並無信託關係存在。從而，國稅局所為之原核定處分，核無違誤。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信託行為乃委託人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以一定財產為信託財產，將之移轉予受託人，由受託人管理或處分，以達到一定經濟上或社會上之目的之行為，受託人不特僅就信託財產承受權利人之名義，且須就信託契約所定內容，為積極之管理與處分，如委託人僅以其財產名義上移轉予受託人，受託人自始不負管理或處分之義務，凡財產上之管理、使用或處分悉由委託人自行辦理時，是為消極信託，除有確實之正當原因外，通常多屬通謀而為之虛偽意思表示。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解釋性行政規則無須適用行政程序法之預告及聽證規定。

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而探求當事人之真意，應以當時之事實及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法規狀態為判斷之標準。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7 條、財政部 71 年 8 月 30 日台財稅第 36419 號、財政部 85 年 5 月24 日台財稅第 850204330 號、財政部 75 年 6 月 19 日台財稅第 7549653 號及財政部81年6月30日台財稅第 811669393 號函，按本函釋有關開徵贈與稅時應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部分，業經財政部 96 年 9 月 29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46720 號函釋說明與司法院釋字第 622 號解釋意旨不符，自上開解釋 95 年 12 月 29 日公布起，停止適用，綜合前開法律、施行細則及財政部函釋規定可知，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贈與人，但如具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7 條第 1 項但書情形，則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其（受贈人）應納稅額仍按贈與人為納稅義務人時之規定計算；倘受贈人有 2 人以上，應按受贈財產之價值比例，負納稅義務。而被繼承人死亡前 2 年內之贈與應併課遺產稅者，如該項贈與至繼承發生日止，稽徵機關尚未發單課徵時，應先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開徵贈與稅，再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5 條及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且贈與稅納稅義務人由贈與人變更為受贈人時，可「重新填發稅單」，亦可「就原發稅單（存聯）更正納稅義務人名義及限繳日期」，於原核課期間內，依法予以送達。又已於核課期間內發單開徵，嗣後因更正稅額，「重新發單並改訂限繳日期」，「係屬就原繳納通知書之應納稅額作一部撤銷通知之性質」；如稅捐稽徵機關對納稅義務人於繳納期間內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17 條規定申請查對更正，認繳納通知書所載內容並無錯誤，應從速「於限繳日期答復，並退還繳納通知書請其依限繳納」，倘因稽徵機關作業關係，「在限繳日期屆滿後始行答復者，『縱經查對結果並無錯誤，仍應改訂繳納期間』」，送達納稅義務人依限繳納。 裁判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訴願法第 95 條規定，訴願之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之效力；就其依第 10 條提起訴願之事件，對於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或個人，亦有拘束力。又憲法之平等原則要求行政機關對於事物本質上相同的事件作相同的處理，乃形成行政自我拘束，惟憲法上的平等原則係指合法的平等，並不包含違法的平等。因此，行政先例必須是合法的，乃行政自我拘束的前提要件，憲法之平等原則，並非賦予人民有要求行政機關重複錯誤的請求權。又稅捐的合法公正核定，乃稅捐稽徵機關之職責，稽徵機關不得任意悖離，人民亦無要求稅捐稽徵機關重複錯誤的請求權。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當事人間財產之移轉，固為其自由經濟行為，稅法原則上予以尊重，惟當事人間係出於何原因而移轉，稽徵機關無從得知，是對於當事人間財產移轉行為，既為當事人所發動，贈與稅之核課，不過居於被動地位，故稽徵機關依據稅捐稽徵法第 30 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之規定行使調查權時，當事人自得提出主張，並就所主張該移轉行為之實質因果關係、有關內容負舉證責任及盡協力義務，俾稽徵機關對當事人有利不利情事加以審酌。此觀「租稅稽徵程序，稅捐稽徵機關雖依職權調查原則而進行，惟有關課稅要件事實，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難，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目的，因而課納稅義務人申報協力義務。」及「當事人主張事實須負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自不能認其主張之事實為真實。」業經司法院著有釋字第 537 號解釋及最高行政法院 36 年判字第 16 號判例可參。就贈與稅而言，倘當事人不履行申報協力義務，或對主張之事實不提出證據，或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主張事實之證明，稽徵機關斟酌當事人之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以該財產之移轉行為事實已具有客觀性，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認定贈與行為之客觀要件均已成立生效，自應依法定其所應歸屬之贈與之法律效果，否則，只要當事人自始至終均否認有贈與及受贈之意思表示，即認為課徵贈與稅之要件欠缺，稽徵機關將無從落實執行稽徵贈與稅之立法目的。 裁判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6 萬元以下罰金。」核其構成要件與本件被告引為處罰原告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6 條之構成要件相同，再觀 62 年 2 月 6 日訂定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6 條規定，其本文前段除有罰鍰之規定外，其後段原有「其涉有犯罪行為應依刑法處斷」等詞，惟嗣為配合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之規定，遂於 70 年 6 月 19 日修正時將該後段文字「其涉有犯罪行為應依刑法處斷」等文字予以刪除。故有關納稅義務人有故意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遺產及贈與稅之行為者，核係一行為同時觸犯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6 條之規定。 裁判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本件系爭財政部函釋應自遺產及贈與稅法生效之日即有適用，故本件雖發生於財政部 92 年 4 月 9 日函釋公布前，自仍得加以援用。且前揭函釋僅在闡述法規原意，其課稅之依據仍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是不生溯及既往及違反法律保留之問題；再者，該函釋規定旨在貫徹前揭實質課稅原則，為防止贈與稅逃漏及維持課稅公平所必要，並未增加法律所定人民納稅義務，與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並無牴觸。是原告主張被告援用財政部 92 年 4 月 9 日函釋補徵贈與稅，違反法律不溯既往原則、租稅法律主義及法律保留原則云云，即非可採。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30 條第 4 項後段規定，中華民國境內課徵標的物屬不易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繳日時價較死亡或贈與日時價為低者，其得抵繳稅額，以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應納稅額為限。是對於申請以遺產稅課徵標的物全部抵繳應納稅額，而未同意按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應納稅額為抵繳者，稽徵機關於核認申請抵繳遺產稅課徵標的物有前揭規定「不易變價或保管」情事時，尚無從逕為准按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抵繳之處分。亦即遺產稅納稅義務人就現金不足繳納遺產稅部分，固得申請以在中華民國境內課徵標的物為抵繳；惟倘該課徵標的物不易變價或保管者，則僅能以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而無法准以課徵標的物全部抵繳應納稅額。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4 條第 2 項規定，本法稱贈與，指財產所有人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又稅捐法律關係，乃係依稅捐法規定，大量且反覆成立之關係，具有其特殊性質，稅捐稽徵機關對於納稅義務人具體從事何種經濟交易，如欲搜集證據，洵屬極為困難之事，故分配舉證責任時，應參照事件之性質，考量舉證難易及對立當事人間均衡，作舉證責任轉換。是財產所有人將財產片面移轉予他人，並經他人受領者，稅捐稽徵機關即可作其將財產無償移轉他人之認定，如該財產所有人主張其財產移轉並非無償事實者，自應負舉證責任。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我國訴訟實務就租稅行政救濟之訴訟標的係採爭點主義，不採總額主義，亦即行政救濟僅得就納稅義務人爭執之範圍（爭點）為審查，如納稅義務人之爭點未經復查或訴願程序，於行政訴訟中復加以爭執，即非法之所許。又同一稅務案件，經核課確定後復經稅捐稽徵機關為應納稅額之更正，若屬稅額減縮之情形，該減縮部分應屬撤銷原核課處分之性質；若屬稅額擴張之情形，則該擴張部分為新增之行政處分，無論其係以正式行政處分之方式或其他非正式方式通知納稅義務人，均無改其為行政處分之本質（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423 號解釋），應許納稅義務人就該未確定部分提起行政救濟。 裁判法院：臺中高等行政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