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 條之 1 所謂視為委託人將享有信託利益之權利贈與該受益人，依本法規定，課徵贈與稅，且依同法第 24 條之 1 以訂定信託契約之日為贈與行為發生日，顯然具有擬制贈與稅客體，及使該稅捐客體提前於信託契約成立時即實現的法律效果。然而，在未來的信託利益實現前即擬制課徵贈與稅，該利益於課稅時之價值如何估算，宜有一致的標準，以節省逐案查估的稽徵勞費，且因他益信託之受益人享有之信託利益，無論係於信託存續期間取得信託財產所生之孳息，或於信託關係消滅時取得孳息以外之信託財產，該信託利益除其孳息係給付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或其他約載之固定利息外，均屬不明確，故同法第 10 條之 2 第 2 款、第 3 款規定，依贈與時郵政儲金匯業局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複利折算現值的方法，設算信託利益於信託契約成立時的價值，具有實質類型化的擬制效果。是以，如果受益人得享有之信託利益於訂約時已明確或可得確定者，即無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0 條之 2 第 2 款、第 3 款規定之設算方法擬制其贈與時價之必要，而應依實質課稅原則，回歸同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條第 2 項規定，認受益人於實際取得信託利益時，實質上的贈與行為成立，依法課徵贈與稅。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納稅義務人之行為倘係租稅規避，在租稅法之適用上得無視於當事人所採取之行為形式，而應以通常行為所對應之稅法構成要件計算其所應負擔之租稅；另未具真實性之偽裝行為，其表象之私法行為相當通謀之意思表示，因不具法律效果而不得以之為課稅依據，惟透過通謀虛偽行為而隱藏真意者，課稅即應以被隱藏之法律行為為基準。是以，納稅義務人將以股份信託方式予他人，名義上由他人行使該信託股票之股東權，惟實質上納稅義務人本人仍自行管理及處理該信託之股票，他人並未真正從事信託股票管理、處分行為，其行為模式並不具信託法設立之兩大目的，故納稅義務人成立之信託契約僅徒具形式並無實質及必要，為不具正當性之消極信託，依信託契約所隱藏之一般股票股利贈與行為即為課稅事實，則稅捐機關自得依遺贈稅法第 4 條規定，核定贈與並補徵應納贈與稅額。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在稅法上被評價為「稅捐規避行為」之「關鍵」必要條件，主要取決於「買賣雙方主體間主從關係之有無及其程度高低」，交易標的（包括股票及價金）之損益風險是否真實移轉，已屬次要地位（僅是判斷稅捐規避行為之輔助因素）。因為若自然人與投資公司效用函釋相同，就算交易之主體已各自將金錢及股票之損益風險完全移轉予對方，但如果自然人之一方對投資公司之另一方仍有完全之掌控權限，並且可以實質支配使用其投資公司之獲利。則股票之損益風險雖然已完全由投資公司承受，但承受之損益最終仍由自然人終局承擔者，該等移轉即無意義（最高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742 號判決意旨參照）。故租稅法上並無限制個人將持股移轉予投資公司持有，只要不涉及租稅規避或逃漏行為之正常合法移轉，基於私法自治，乃尊重其經濟行為之安排。是以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8 所欲防杜者，為利用不同身分納稅義務人，藉由形式上合法，而實質上為利用兩稅合一等制度，而不當獲致租稅利益情事，非謂買賣價款確實交付或不知悉當年度有發放股利，即得謂買賣交易真實，非虛偽安排而無租稅規避行為之可能。否則將限縮所得稅法第 66 條之 8 規範功能。 裁判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按股份有限公司少數股東依公司法第 245 條第 1 項之規定，得聲請法院選派之檢查人，該條項就檢查人執行職務之項目，係抽象規定為「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自包括會計表冊之編造是否確當、金錢之數額有無出入、款項之交付是否為法律或章程所許等等；其與公司法就第 146 條第 2 項、第 184 條第 2 項、第 285 條及第 352 條第 2 項所定之檢查人，已於條文中具體明確規範該等檢查人之職務內容有所不同，應係考量公司法第 245 條第 1 項所選任之檢查人，其職務內容應依少數股東聲請選任檢查人之個案事由與選任權限而有不同，故客觀上認為合理而有必要之範圍內，均得由檢查人就公司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執行檢查，並請求交付相關簿冊，使檢查人得依實際檢查時之必要，本諸專業之確信行使職權。且檢查人職權之行使既均須在法院之監督下，自行裁量為之，故其職權自毋須如公司法第 146 條第 2 項、第 184 條第 2 項、第 285 條及第 352 條第 2 項規定之檢查人般須受限於具體明確之職務範圍內。 裁判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