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罷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謂「其他非法方法」，參諸立法理由及立法沿革，立法者於訂定選罷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時，既係針對暴力選舉對於選舉公平性產生之重大影響而為規範，且歷經多次修法，亦未將一切有礙選舉公平性之行為，如違反禁止抹黑、違反行政中立等，均列為當選無效之事由，故該條款所指「其他非法之方法」，當係該不法方法與強暴、脅迫相類似，且在客觀上足以妨害候選人競選、妨害有投票權人自由行使投票權而言，至若所施用之方法，非與強暴、脅迫類似，則非此處所謂之「其他非法之方法」。又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所稱之投票結果，係指投票權人形式上合法投票之表現，至於投票權人何以願投票給某候選人，甚或投廢票，無論基於何種原因，只要本於其自由意思之選擇，即不能謂其投票結果有所謂不正確之結果，因此刑法第 146 條第 1 項所稱之「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係指規範投票之外觀，不包含投票權人主觀上對候選人認同之判斷。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政黨及候選人或其助選員，不得於規定期間之每日起、止時間之外，從事公開競選活動」、「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選罷法第 55 條、第 56 之 1 條定有明文。其規範意旨即有於此後限制競選及助選活動，以避免任何人在選舉最後階段再以重大突襲性之資料圖冀影響投票權人原有之正確判斷，進而影響選舉之結果者，故該競選禁制期間之規定，應即隱含有程序正義保障及防止不公平競爭、突襲之義，於此，各政黨、候選人或其助選員除法律另有允許外，其有關競選之言論自由在該期間即應為某一定程度之退縮，否則該規範目的即無以達成，且此亦應無違於憲法第 22、23 條之限制意旨。被告以大型背景為題而欲造成先入為主之概念，再利用屬競選活動方式之媒體傳播強力為肯定、具體而非一般空泛、概括性之指摘，此原即已有誤導民眾真實認知之虞，而原告於對手在禁制期間所採之突襲性重大負面競選手段原無任何時間得動用相對之資源對此攻訐提出充份辯證、澄清之機會，使原告所受者即有指證未盡相符、毫無辯證機會之極度不公平對待，且觀本次市長選舉係一規模甚大之選舉區，選舉人數之眾多，欲就此為賄選而圖謀當選者幾希，而在最後造勢現場所動員之人力、車輛幾凡，在重要選務一般均為全盤規劃之情形下，候選人未全面就數十甚或數百輛動員車輛為賄款發放而僅單就其中之一二為之者恐亦無幾，且現今選民自主意識甚高，知識程度亦非先前可比，以些許金額即圖買動選民改變其意志者恐亦無多，況該陣營先前即已掌握之有關賄選訊息亦僅僅如此，以此能影響其多少選情豈非不知，其自無須亦無可能有為「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難」等自力救濟之急迫需要，以此對比其原即有意在該時段透過大眾傳媒大肆宣揚之舉，被告所屬競選團隊在明知法律不允之情下仍執意於該競選禁制期間為上開各競選所為，此即恐與選罷法所欲維護之公平、公正、涓潔之立法目的相違，其等以嚴重違反選罷法程序規定之不正方法破壞民主選舉之公平性與純潔性，該等所為自應予高度之非難而認與選罷法之規範意旨不符。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