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訴意旨顯然漠視「在行為責任之行為類型下，可再分為『行為違章』與『結果違章』二大行為類型之法理，而將「行為違章類型中，違章行為人對違章行為之持續進行，以及該違章行為結束時點之管控」之預測及控制能力，與「結果違章行為之有害或危險結果發生」二事混為一談。而將其簡訊傳送行為在電信業者端之進行，解為行為結果之發生，而謂「該結果非其所能控制」云云。實則在現代社會中，因為技術進步之結果，行為人常為基於自身利益，而主動尋求行為作用之延續。而通過對技術內容之認知深化，行為持續及終結之遠端控制亦變成可能。此與結果是否發生或何時發生，分屬二事，在法律上本應分別判斷。而行為之遠端遙控判斷，本來即受限技術本身及掌握技術主體之技術水準，而有一定程度之不確定性。但此等不確定性只要能在事前透過有意識之安排，予以排除，即仍在行為人對行為持續性之有效控制。若有此安排能力而有意忽略，讓競選簡訊訊息延至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零時以後方到達接受方者，讓接受方能有較其他競選訊息印象更為深刻之上訴人競選訊息，當然不能再以技術之不確定性，來否認行為時點之正確判定。是以上訴人前開各項上訴理由，論之實質，乃係出於對原判決理由形成之誤解，或出於對相關法理之錯誤認知，而對原判決之法律適用為空泛指摘。尚非具體表明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有「行政訴訟法第 243 條第 2 項所列各款」之情形，難認對該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8 條第 1 項法院宣告選舉無效之要件，須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違法，且足以影響選舉結果。選舉委員會關於選務固有違失，候選人仍應證明致原選舉結果動搖，且該會依同法第 19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允許投票時間內到達投票所排隊之選舉人完成投票，已保障其等選舉權。至一邊投票、一邊開票為依同法第 57 條第 5 項規定執行之結果，候選人未能證明於投票時間後完成投票之選舉人，於排隊時均使用手機觀看開票進度，且影響投票意志自由而足以影響選舉結果。縱相關條文有修正必要，仍難認因選舉委員會辦理選務違失，而足影響選舉結果。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