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判決書記載之事實，為判斷其適用法令當否之準據，應將法院依職權認定與論罪科刑有關之事項，翔實記載，然於理由內逐一說明其憑以認定之證據，使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互相適合，方為合法。倘若事實未有記載，而理由加以說明，或事實已有記載，而理由未予說明，或事實認定與理由說明，不相一致，或事實認定與所採之證據不相適合，均為判決不載理由，或所載理由矛盾，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圖利罪構成要件所違背之「法令」，固不及於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所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規定」之「行政規則」。但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行使裁量權，甚至彌補法律之闕漏不足或具體化抽象法律規範內容以利執行等事項，所頒訂之解釋性、補充性、具體性規定與裁量基準，雖以下級機關、屬官為規範對象，但因行政機關執行、適用之結果，亦影響人民之權利，而實質上發生對外之法律效果，應認屬於「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是對於行政機關所訂之規範，究係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抑或係不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行政規則，倘有疑問者，即應進一步調查，尚不得逕認相關規範屬機關內部規範秩序及運作，而為不利之判斷，如此即有判決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誤。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起訴之犯罪事實，究屬為可分之併罰數罪，抑為具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檢察官起訴書如有所主張，固足為法院審判之參考。然縱公訴人主張起訴事實屬實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之案件，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應屬併罰數罪之關係，而予分論併罰，乃為法院認事、用法職權之適法行使，並不受檢察官主張之拘束。原審若認被告被訴未經第一審判決部分，與其有罪部分有實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於審理有罪部分之上訴時，將上開未經第一審判決部分併予論科，固屬合法。如被告所未經第一審判決部分，與有罪部分無實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時，則未經第一審判決之部分，第二審自不能逕予審判而無罪之諭知。

貪污治罪條例第 8 條第 2 項前段「犯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之規定，係為鼓勵公務員於犯貪污罪之後能勇於自新而設，是若被告於偵查中自白，復就全部所得財物，於偵、審中自動繳交者，因已足認確有悛悔向善之意，即應給予寬典。此所謂「自白」，係指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至其動機如何，為被動抑自動，簡單或詳盡，一次或數次，自白後有無翻異，皆非所問。又自白犯罪縱同時主張違法阻事由或責任阻事由，仍無礙於自白之性質。再因犯罪事實，是指客觀存在之犯罪一切實際情況總和，包括犯罪之全部活動及其結果，本難期犯罪嫌疑人或被告能做作全面或確之供述，故於判斷何為「犯罪事實主要部分」時，自應綜合考量其已交代之犯罪事實與未交代之犯罪事實之危害程度、是否為不同構成要件之犯罪、係事實之抗辯或僅主張有阻卻事由等各種相關因素。尤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是否肯認，前後供述有所反覆時，自應綜合同一或密接之訊（詢）問期日之整體供詞，依前揭標準而為判斷，不能以其後於偵、審過程中翻異其詞或對犯罪事實之重要部分有所隱瞞，即否認其之前已成立自白之效力。是倘被告在檢察官先前偵查中對自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至第 6 條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已為承認或肯定之供述，復已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縱其於嗣後之偵查或審理中翻異其詞或有所抗辯，亦不能因此推論其先前所為肯認之供述非屬自白。

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須所收受之金錢或財物與其職務有相當對價關係，始足當之。而所謂職務上行為之對價關係，除客觀上應審酌職務行為之內容、交付者與收受者之關係、賄賂之種類、價額、贈與之時間等情形外，亦應審究交付者與收受者主觀上之認識而綜合判斷。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證據的取捨及其證明力的判斷與事實之認定，俱屬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的職權，此項自由判斷職權的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此外，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並非法所不許。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除同法第 8 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或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或判例者為限。是檢察官對於上開類型案件提起第三審上訴，自應在上訴理由書狀具體敘明原判決究竟如何具備同法第 9 條第 1 項各款所列事項，此係檢察官就上述類型案件提起上訴之法定要件，如未具體敘明上述事項，自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若當事人等已對傳聞證據表明不具有證據能力，事後卻又表示「不爭執」或「無意見」時，宜由法院確認之。倘確定其等針對先前表示異議之特定傳聞證據意見確已動搖改採同意，應由法院勸諭或闡明當事人等改循以「同意」方式確定該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否則除有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及第 159 條之 1 至 159 條之 4 等傳聞法則例外之情形外，對原已表明異議不認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不能以其等事後曾表示「不爭執」或「無意見」，逕認符合同法第 159 條之 5 第 2 項關於「擬制同意」之規定認具有證據能力。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刑事訴訟法第 379 條第 14 款規定判決所載理由矛盾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此所謂理由矛盾，其涵攝範圍包括判決之主文與事實，或主文與理由相互間、判決之事實與理由相互間，以及判決之主文、事實與理由各自內部間，有互相矛盾之情形者而言，故若判決主文記載與理由之說明未盡一致，自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又刑法規定之偽造文書，分為有形偽造與無形偽造兩種。有形偽造指自己無製作權而以他人名義製作虛偽文書，刑法第 210 條、第 211 條所定者皆屬之。無形偽造則指有製作權之公務員或從事業務之人就所製作之文書為不實之記載，同法第 213 條、第 215 條登載不實文書罪屬之。兩者之區別，前者為無權製作、更改而非法製作、更改，後者為有權登載而故意登載不實。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係以公務員為主體之犯罪，而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已明文規定公務員之概念，該條項第 1 款前段所定「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人員，即學理上所謂之「身分公務員」；同款後段所指「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乃學理所稱「授權公務員」，；至於同條項第 2 款：「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為學理所稱「委託公務員」。其中關於「授權公務員」，因其從事法定之公共事項，應視為刑法上的公務員，故於第 1 款後段併規定之。可見公營事業之員工，若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承辦或監辦採購之行為，縱其採購內容係私權或私經濟行為之事項，惟因公權力介入甚深，仍解為有關公權力之公共事務，屬於刑法第 10 條第 2 項第 1 款後段所稱之「授權公務員」。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認定被告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或有無參與不法犯行，必須連貫各行為人行為情境之「前後脈絡」，及相關證據間之相互印證、補強作用，作為判斷基礎，以避免產生「隧道視野」，造成法院判斷上之偏狹，此於多人分工合作，各自遂行所分擔之部分行為之現代型多數參與犯類型而言尤為重要。又事實審法院就卷內被告有利及不利之直接、間接證據，應一律詳為調查，不得將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分別單獨觀察判斷。而證據法上佐證法則所補強者，只須因補強證據與供述證據之相互參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即足當之。再尚有其他足以影響結果之重要疑點或證據並未調查釐清，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之事務均為其法定職務權限，不論究係永久性或暫時兼辦性質，均包括在內，更不以最後有決定之職權為限。而因公奉派出差所發生之必要費用，與薪資勞力支出之對價不同，並非待遇之給付，自應按實際支出情形報支，亦即雖有出差事實，但未支付交通、住宿費用者，仍不得請領未支出之相關費用。對此公務員因公出差報支出差旅費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卻申領相關費用，即與公務員利用其職務上所衍生之機會詐取財物之要件該當。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4 第 2 款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得為證據。而同法第 159 條之 4 第 3 款所稱之特信性文書，指與同條第 1 款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或第 2 款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具有相同可信程度之文書而言。是從事業務之人，將其平日業務所見，紀錄在非其業務上之文書，雖非屬前開第 2 款所稱之文書，惟如符合第 3 款之要件，自亦屬該款所稱之特信性文書，具有證據能力。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貪污治罪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所謂「所得」，係指實際所得之財物或利益；而所謂「所圖得」，則係指意圖所得而尚未取得之財物或利益而言。又公務員犯本條例之圖利罪，必須該所圖利之對象因而獲得利益，始克成立。而此所謂「利益」，依該條款立法理由說明，係指一切足使圖利對象之財產，增加經濟價值之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財產利益，不論有形或無形、消極或積極者均屬之；再公務員圖利對象「收回成本、稅捐及費用」部分，原來即為其所支出，並非無償取得之不法利益，自不在所謂圖利範圍。從而，圖利所得不法利益乃其可領得之價值，於扣除成本、稅捐及其他費用後之餘額。而此圖利金額之計算，攸關行為人能否適用本條例第 12 條第 1 項之依據，倘依判決形式觀之，若有得依此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時，即應於其事實欄予以認定或於理由內加以說明，始臻妥適。至對於圖利數額計算縱有困難時，非不得委請專門人士或機構鑑定之，或準用刑法第 38 條之 2 第 1 項規定，同在認定應沒收犯罪所得之範圍與價額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方式認定之，甚或基於訴訟照料義務，以「罪疑唯輕」為由，自為有利於行為人數額計算之認定。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之圖利罪，係以明知違背法令，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並因而獲得不法利益，為其構成要件，且無處罰未遂犯之特別規定。是該罪屬於結果犯，而所謂「不法利益」，係指合法利益以外之有形、無形之利益而言；此與「犯罪所得」之概念，並非相同。故為圖得不法利益而支出之相關成本及其他必要費用部分，應從行為人所獲得之「不法利益」中扣除，不能算入犯圖利罪所獲得之不法利益內。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六條各款所列各罪之案件，經第二審判決者，固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惟併合處罰之數罪，其中一部，為非上開法條所列之案件，而一併提起上訴時，如經第三審法院認係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則應認皆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而第三審法院如認其確定事實，與適用法令之當否不明時，亦應一併發回。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對於違反同條例第十五條第一款所定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處罰，旨在防止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以維護台灣地區之安全與安定；所稱「非法」，自應從實質上之合法性予以判斷，凡評價上違反法秩序之方法，均屬「非法」。參照行政程序法第一百十九條第一款、第二款規定，受益人以詐欺、脅迫或賄賂方法，使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者；或對重要事項提供不正確資料或為不完全陳述，致使行政機關依該資料或陳述而作成行政處分者，其信賴不值得保護。故在大陸地區通謀虛偽結婚，以不實之結婚證明辦理相關戶籍登記、入境等手續，憑以進入台灣地區，其所持之入境許可文件雖係入出境主管機關所核發，形式上為合法，但因係以詐欺方法而取得，即不具實質上之合法性，仍屬非法進入台灣地區。原判決事實認定：李○○於主觀上並無與李○○結婚之意思。張○○、蔡○○為使李 ○○得以假結婚之方式取得探親名義非法進入台灣地區，先由張○○與蔡 ○○各出資新台幣（下同）九萬元，並約定由蔡○○負責尋找人頭老公（即虛偽婚姻之名義上丈夫），而由張○○負責辦理相關入境手續，將來獲利則由張○○、蔡○○平分。張○○、蔡○○達成上揭協議後，蔡○○隨即開始尋找人頭老公，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七月間某日，蔡○○在台中市崇德路某不知名之泡沫紅茶店向李○○表示若願意充當人頭老公，每月可有三萬元之報酬。李○○乃與張○○、蔡○○共同基於上揭以假結婚方式使李○○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犯意聯絡，而當場允諾，蔡○○乃向李○ ○介紹張○○認識，並約定時間由李○○將身分證、單身證明等證明文件交由張○○辦理護照。嗣於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由李○○出境前往大陸地區廣西省桂林市，與張○○安排亦圖以假結婚方式進入台灣地區之李 ○○會面，李○○乃於同年十月二十五日，與李○○前往廣西省桂林市虛偽辦理結婚登記手續，而取得「結婚證」，及於翌日取得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公證處所發給之「公證書」後，李○○即於同年十月二十九日返回台灣，辦理各項申請手續，使李○○得以配偶探親名義，於九十六年三月十七日由高雄小港機場非法進入台灣地區等情。並於理由內說明李○○與李○○雖在廣西省桂林市曾為結婚登記，然其等無結婚之真意而以假結婚方式使李○○非法進入台灣地區等由，因而論蔡○○等二人以共同違反不得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規定罪刑，於法並無不合。蔡○○ 等二人上訴意旨執此指摘，自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按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偽造、變造」，依文義解釋不應包含刑法第 213 條至第 215 條之「無形偽造」，且用「無形偽造」文件申請之公司登記，有時並無加以撤銷之絕對必要，立法者既未明示「無形偽造」亦屬應撤銷登記之範圍，即應將文義解釋視為立法者之選擇，加以尊重，並容認不實文書所申請之登記事項繼續存在。又政府採購法中之「偽造」縱包含無形偽造，惟政府採購法規範之對象、目的，與公司法不同，尚難憑此逕認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規定亦應為同一解釋。次按主管機關對於「行為人有無偽造、變造文書」之點，固無實質之認定權限，然就「公司法第 9 條第 4 項之偽造、變造，是否包括刑法第 210 條、第 215 條之罪」撤銷登記之構成要件，仍應依職權審酌，並作成撤銷登記與否之裁量。再者，股東一人可否構成有效決議，乃民事法上「決議是否有效」之問題，各界見解不一，公司董事並非法律專家，其主觀上認定可以「指派書、委託書」方式，合法地委由一人開會，尚難謂其具有業務登記不實之「不法犯意」，自難謂其有故意犯刑法第 210 條、第 215 條之犯行。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