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審判長就被告被訴事實為訊問者，應於調查證據程序之最後行之；調查證據完畢後，應依序命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事實及法律分別辯論之。此乃事實審法院必須踐行之法定程序之一，旨在使被告有辯明犯罪嫌疑，陳述有利於己之事實及法律上意見之機會，以保障被告之防禦權。所謂「犯罪嫌疑」、「被訴事實」，應包含依刑事訴訟法第 267 條規定起訴效力所擴張之犯罪事實。如僅就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訊問被告及調查辯論，而於辯論終結後，擅自擴及起訴書所記載以外之犯罪事實而為判決，無異剝奪被告辯明罪嫌及辯護等防禦權之行使，難謂於判決無影響，自屬違背法令。次按貪污治罪條例第 6 條第 1 項第 4 款圖利罪，除公務員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外，尚須該公務員圖利之對象因而獲得利益，始克成立。其中該條文所謂「不法利益」，係指一切足以使其本人或其他第三人之財產增加經濟價值者，包括現實財物及其他一切有形、無形、積極、消極之財產利益而言。至於其收回成本、稅捐及費用部分，原來即為其所支出，並非無償取得之不法利益，自不在所謂圖利範圍。如其行為尚未因而獲得不法利益，除得另論他罪外，並不能繩以該圖利之罪名。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起訴之犯罪事實，究屬為可分之併罰數罪，抑為具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檢察官起訴書如有所主張，固足為法院審判之參考。然縱公訴人主張起訴事實屬實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之案件，經法院審理結果，認應屬併罰數罪之關係，而予分論併罰，乃為法院認事、用法職權之適法行使，並不受檢察官主張之拘束。原審若認被告被訴未經第一審判決部分，與其有罪部分有實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基於審判不可分之原則，於審理有罪部分之上訴時，將上開未經第一審判決部分併予論科，固屬合法。如被告所未經第一審判決部分，與有罪部分無實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時，則未經第一審判決之部分，第二審自不能逕予審判而無罪之諭知。

如法院就增加或變更犯罪事實或所犯罪名，或未踐行告知程序，或僅踐行告知程序，而未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踐行賦予辯明犯罪嫌疑及辯論證據證明力之機會等程序，即辯論終結，逕行就起訴效力所及之犯罪事實或變更起訴法條之同一性犯罪事實而為判決，則就認定被告有此等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而言，無異剝奪被告與其辯護人依正當法律程序應受保障之辯明及辯論等程序上權利，而顯然影響於判決結果，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難謂適法。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如法院就增加或變更犯罪事實或所犯罪名，或未踐行告知程序，或僅踐行告知程序，而未依刑事訴訟法規定，踐行賦予辯明犯罪嫌疑及辯論證據證明力之機會等程序，即辯論終結，逕行就起訴效力所及之犯罪事實或變更起訴法條之同一性犯罪事實而為判決，則就認定被告有此等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而言，無異剝奪被告與其辯護人依正當法律程序應受保障之辯明及辯論等程序上權利，而顯然影響於判決結果，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難謂適法。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刑事訴訟法 159 條之 4 規定，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可作為證據之文書。其所謂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因係於通常業務過程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記載，且大部分紀錄係完成於業務終了前後，無預見日後可能會被提供作為證據之不實登載動機，不實之可能性小，除非該等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有顯然不可信之情況，否則有承認其為證據之必要。因此，採取該文書作為證據，應注意該文書之製作，是否係於例行性之業務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時記載之特徵，又事件甫發生或發生後不久，基於備忘之目的而製作之文書，固係審判外陳述，惟若屬基於備忘之目的而製作，文書本質上具有其固有之可信賴性，證據法莫不賦與證據能力。公司助理基於承作採購標案業務時所為之例行性記載，且查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同法第 159 條之 4 第 2 款規定，具有證據能力，而扣案引為證據之筆記本亦係本案搜索公司時所查扣，其內容包含助理手寫之公司每日收支流向等，並附有請款單等文件，屬其於事件發生前後之當下，隨性記載之札記，意在避免業務上有所遺忘，應係基於備忘之目的而製作之文書，且係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製作，依據前揭說明，當亦具證據能力。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所謂「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除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外，自包含依刑事訴訟法第 267 條規定為起訴效力所擴張之犯罪事實及罪名。法院就此等新增之事實或變更之罪名，均應隨時踐行告知程序，使被告知悉而充分行使其防禦權，始能避免突襲性裁判，而確保其權益。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之侵占公有財物罪， 僅須具有公務員身分之行為人基於不法所有意圖，將所保管之公有 財物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時，其犯罪即告完成，如侵占行為完成 後另為偽造文書行為，應與侵占罪併合處罰。又刑法第 210 條規 定之偽造文書罪，係為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祇須所偽造、變造之 文書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危險者，即行成立，並非以確有 損害事實之發生為構成要件。關於國務機要費案部分，原判決將侵 占公有財物行為與侵占行為論以牽連犯，適用法律即有違誤。（二）就南港展覽館案部分，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 定之對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其自由刑刑度係無期徒刑或 10 年 以上有期徒刑，而刑法第 33 條第 3 款規定，有期徒刑為 2 月 以上 15 年以下，遇有加減時，得減至 2 月未滿，或加至 20 年 ，原判決對於不構成刑罰加重事由之被告論以超過 15 年之有期徒 刑，量定之刑罰顯逾法定範圍。又參照貪污治罪條例第 3 條規定 ，不具公務員身分之人，須與與公務員共同實行犯罪行為，始能論 以該條例之罪，倘尚未認定公務員係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即難 逕認無公務員身分之行為人因共犯關係成立該罪。（三）就洗錢案部分，行為人如故為收受、搬運、隱匿、寄藏或故買之標 的物，係因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至第 6 條等規定之罪所得者 ，貪污治罪條例第 15 條與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間即 發生法規競合，依狹義法優於廣義法原則，即應優先適用貪污治罪 條例第 15 條規定，原判決以洗錢防制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論 處上開洗錢行為，法律適用亦有所違誤。（四）關於龍潭購地案部分，查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 規定之所謂職務上行為，係指公務員在其職務範圍內所應為或得為 之行為而言，應從公務員所為實質上是否為其權限所及以為判斷。 又依據憲法第 55 條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 任命之，行政院長欲決定重大行政政策、重要人事之任免時，實務 上亦須與總統商議並經其首肯，顯見總統對於重大行政政策、任免 重要人事等事項具有實質決定權，自不得藉此職務上所得為之行為 收受金錢、財物或假借餽贈名義之變相給付為對價。（五）關於被告人事案、證人偽證罪部分，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規 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意 即上訴理由書狀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 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方符合上訴之法定程式；依據該法第 382 條第 1 項規定，同法第 376 條各款規定所列案件，經第二審判 決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倘上訴意旨不符合法定要件，或針 對不得上訴第三審之罪提起第三審上訴，法院自得依據同法第 395 條規定，判決駁回上訴。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按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4 項規定，係以意圖影響決標價格或獲取不當利益，而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之合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者為處罰對象。故即使未投標，但有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式使廠商不為投標或不為價格之競爭，亦該當該罪。另按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犯同法第 87 條至第 92 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罪判決者，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故有觸犯該法第 87 條第 4 項之情事者，廠商可能就會構成同法第 101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行政責任，與廠商是否構成同法第 92 條之罪，並不相關。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醫療用口罩係屬醫療器材，而為傳染病防治法第 54 條所明定之徵用標的之一。國家對於民間口罩製造業者徵用所生產之口罩，影響業者對於口罩交易對象之選擇、口罩價格之決定等，已涉及人民財產權之行使及營業自由。因此，國家因防疫之需要而以公權力強制徵用人民製造之口罩，已使該特定人民因公共利益遭受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之財產損失，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同法第 54 條、徵用補償辦法傳染病防治財物徵用徵調作業程序及補償辦法第 8 條第 1 項規定，乃明文要求國家應予以人民適當之補償。又徵用之口罩既係基於防疫所需，受徵用之人民自應依徵用書所載徵用財物之品名、單位、數量及規格等事項配合辦理，若人民因徵用所交付之口罩未符合規格之要求，因而妨礙徵用者，即屬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應受罰。（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