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行使司法權，將性質不同之訴訟事件，劃分由不同體系之法院審判，無非基於專業及效率之考量。於行政法院審判權與普通法院審判權發生爭議時，固得參酌事件之性質，依行政訴訟法第 12 條之 2、民事訴訟法第 31 條之 2、第 182 條之 1 等規定決之。惟普通法院就其受理訴訟之權限，如與行政法院確定裁判之見解有異時，倘當事人以文書合意願由普通法院為裁判者，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及第 3 項明定由普通法院裁判之，俾尊重當事人基於程序主體地位所享有之程序選擇權（該條項立法理由參照），此一規定，已生審判權相對化之效果。又若原告起訴以單一訴之聲明而有公法、私法請求權競合之情形，則因現行法無明文，致其審判權歸屬陷於衝突不明之狀態。針對此一規範上之漏洞，如當事人於訂立契約時，為避免將來發生爭議須訴請法院解決時，因審判權衝突或陷於不明，致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間對於審判權之歸屬有不同認定，甚或單一訴訟因公法、私法請求權競合致其審判權恐分割由不同法院審判，而造成當事人程序上之不利益，乃預為以文書合意願由特定之普通法院管轄，此際當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 182 條之 1 第 1 項但書及第 3 項規定以填補漏洞之必要性，而一併由普通法院裁判之。 參考法條：行政訴訟法第 2 條、第 12 條之 2、民事訴訟法第 31 條之 2 、第 182 條之 1。

郵政法第 40 條第 1 款係以行為人有「違反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之行為，對該違法且有責行為予以處罰。在此，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係指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有通信性質文件之「營業行為」，而所謂「營業行為」，解釋上應係行為人以營利為目的，持續經營有償之遞送行為，其概念自較單一之一次有償遞送行為廣義。故而，對於行為人第一次違反上開行政法上義務之「營業行為」處以罰鍰，並通知其停止違法行為。倘若行為人受有第一次之罰鍰及受有停止違法行為之通知後，仍未停止違法行為，主管機關得「按次」連續處罰，所稱「次」，係指違法營業行為而言，而「按次」係指經主管機關依郵政法第 40 條第 1 款處分後之每一次違法營業行為，是事業如經主管機關依前揭第 40 條第 1 款處分後，仍繼續從事經命其停止之行為，於前開處分後之每一次違法行為均屬每一「次」獨立之違法行為，自可按次連續處以罰鍰。 參考法條：郵政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40 條第 1 款

以遞送信函、明信片或其他具有通信性質之文件為營業者，既以反復實施遞送行為為構成要件，是在其停止營業前，其違規事實一直存在。立法者自得對於其違規事實一直存在之行為，藉裁處罰鍰之次數，作為認定其違規行為之次數，即每裁處罰鍰一次，即認定有一次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發生而有一次違規行為，因此，對於違規事實持續之行為為按次連續處罰者，不生一行為二罰，與法治國家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並無牴觸，惟為符合所謂按次連續處罰本旨，仍須以合理且必要之行政管制行為，作為區隔違規行為次數之標準，除法律將按次連續處罰之條件及前後處罰之間隔及期間為明確之特別規定，或違規事實改變而非持續存在之情形者外，前次處罰後之持續違規行為，即為下次處罰之違規事實。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郵政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郵政公司專營權，係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又郵政公司雖非公務機關，但仍屬受國家監督的國營事業，其員工應受公務價值體系之規範與約制，且人民權利若受侵害，因屬國營事業，當不致無從求償，對人民有較充分之保障。換句話說，該條項規定郵政公司專營權，同時兼具事前防範與事後救濟之雙重保障目的，要難謂該條規定與人民秘密通訊自由之保障相違背。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

行為人非醫療機構，涉有違反醫療法第 84 條規定，為醫療廣告之行為，縱行為人主張其非醫療廣告，縱為醫療廣告亦非其本人而係其員工所刊載。惟就其廣告內容而言，顯有藉折扣、贈品等優惠方式，誘導民眾前往其機構進行健康檢查，而達招徠醫療業務及獲得更多商業利益之意圖，確屬「醫療廣告」無誤。又縱係員工刊載，則行為人自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其受僱或從業之工讀生之過失，依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自應推定為行為人之過失，亦應負其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責任。 （裁判要旨內容由法源資訊撰寫）